凡官(咏芬万仲良)免费小说_完整版免费阅读凡官咏芬万仲良

我的家乡黄川县兵不血刃就解放了。

解放军的大部队连绵不绝地往南开过之后不久，我们这一带都进驻了工作队，新的基层政权建立之后，就开始土改了。

这时虽然立春己有一段时间，但春寒仍然笼罩着我们的横桥村。

一阵阵的北风不大不小，但足以把还没有发芽的柳树枝条吹得呜呜地叫。

几盏熏黑了的马灯仍然挂在作为会场的大稻场的西周，此刻它们没有派上用场，但它们应该和我一样对昨晚的斗争会刻骨铭心。

经过好几天的丈量田地，我家的田地全被拿走了。

这个倒是暂时无所谓的事，反正这田地肯定不姓万了。

还有，我的妻子刘菊芳的家离我们家只不过十里路之内，我的岳父家当然也是很富裕的，他知道现在的新政权肯定会和他过不去，所以他提前收拾细软，携带我的岳母到外地暂时躲避去了。

当然，他们并不成功，后来还是狼狈地回到了老家，接受新政权的摆布，这是后话。

至于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子刘昀方，听说早就随着他的被解放军打得鸡飞狗跳的部队逃到沿海的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多年之后他主动和我们联系，才知道我们原来的猜测是对的，他是到台湾去了，但去的过程有点曲折，将在后面叙述。

我的岳父也曾要我们两口子还有我的父母也溜之大吉。

但我的父亲却不赞成：跑什么？

他共产党不就是要共产么？

共吧！

我们要那么多财产干什么？

只要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

我那时刚刚从县城的工作部门县教育科逃跑回家，想想也是，所以我们一家就只好承受着最近的这一切了。

除了前面说的分了我家的田地外，我们的家也被抄了，我们一大家人被赶到南面大门两侧的库房或杂物间暂时住着。

抄家时，除了我母亲和妻子身上的一些金银首饰之外，他们并没有其它的大收获。

看起来比我还小几岁的男性工作组长把毕加依叫到外面，叽叽咕咕好一会，他们就暂时撤走了。

不一会，由毕加依带着的一队人马冲进了我家——其实早己经不是我的家了——的院子里，在他们认为可能藏着金银财宝的地方挖掘起来。

当然，他们肯定是一无所获。

我从后窗看着毕加依满脸的汗水。

他在伸腰擦汗的时候往我这里一望，和我西目以对，但他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我一样，回头招呼人们回家吃饭去了。

他以前看到我就挂在嘴边的“少爷大哥”再也没有听到过了。

大概是白天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当天晚上即在大稻场上召开斗争会，批斗我们一家的大人：我的父母和我们夫妻。

工作组长站到用门板搭起来的台上，号召乡亲们揭露我家的罪恶，还有财宝可能藏匿的地方。

他要乡亲们不要怕，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作为阶级敌人的这些土豪劣绅，都被我们打倒了。

接着两个民兵先把我父亲拉到台上。

另外的工作队员带头喊口号。

慢慢的，有农民在工作队员的劝说下上台来哭诉。

有的人甚至踢了父亲几脚，因为我们就站在侧后几步的地方，虽然低着头，但用眼睛的余光还是能够看得到的。

接下来有几个民兵上台把父亲的头压低，再压低，使他高大的身躯如同侏儒一般高矮了。

口号声停一会儿又喊起来。

工作组长和几个队员，还有毕加依等几个土改积极分子在旁边紧急地商量着，他们激动地挥动着手臂和拳头。

工作组长的手甚至在无意中把旁边一个土改积极分子的帽子都打落在地。

突然，工作组长振臂高呼：“枪毙大恶霸地主！”

人们跟着参差不齐地呼喊。

口号声刚消失，两个民兵就架着我父亲，在几个工作队员的押送下，向大稻场旁边的小树林走去。

我的母亲惊呆了。

参加斗争会的人们撇下我们一家，呼啦啦地涌向小树林。

很快地，小树林里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

我可怜的母亲当时就瘫倒在地上，晕厥过去。

奶妈抱着哭喊着的不到三岁的我的女儿万雪媚，跑过来递给我的妻子刘菊芳。

我的儿子万墨轩虽然六岁了，我都没有看到过的阵势，他如何能理解，所以只是瑟缩地拉着我的衣服。

他们处决了我的父亲之后，工作组长要毕加依传话给我们家：被枪毙的人明天上午还要让邻村的人们来看，所以下午才能埋葬。

半夜里，我和衣横倒在床上。

我怎么能够睡得着呢？

父亲的音容，他扑在地上沾着灰尘的煞白如纸的脸，他身上被鲜血染红的衣服，我设想的匆匆为他垒起的坟头等景象总是循环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燃起走马灯。

突然，我的汗毛竖起，呼吸都几乎骤停：下一个不就轮到我了吗？

我猛地坐起来，给脚头的儿子拶好被子，在就要站起来跑出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不要惊醒菊芳母女和我的母亲，改为轻缓的动作，溜出房间，顺着西房的廊檐走到西合院的西北角，然后从窗户里钻了出去。

外面并非漆黑一片，暗夜中天上的星星很是醒目。

我顺着田间小路向河边跑去。

就在我到达大堤脚下的时候，正想松一口气，不料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一个斤斗翻在了堤脚的草地上。

正在我要爬起来的时候，一支长枪冰冷的枪口抵住了我的脊背。

“3个婆娘6、6个奶，我算、算得死。

你老哥肯、肯定要、要跑。”

听着这压低了的结结巴巴的声音，我就知道被毕加依逮到了。

TMD，这小子真精怪，怎么就……噢，我似乎明白了，我不该走这条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经常走的路。

毕加依并没有遗传他老子黄里带红的硬戳胡须，而是稀疏的黑胡子；脸型也和他爹相去甚远：他爹方形，他窄长形；只有皮肤和他老爹差不多，都是那般黝黑，也许是在外干活被太阳晒的吧。

“你——你就……”我语无伦次。

“你、你认为我、我会怎么办？”

“把我交给工作组嘛。”

“你、你错了吧？

我、我们是从小、小一起玩、玩大的。”

他也坐在草地上，悄悄告诉我：工作组长说明天再找万仲良那小子算账！

要对你动刑，在手指头上钉竹签，看他还像他死爹一样顽固么！

毕加依学着工作组长的腔调说，模糊的星光下虽然看不清晰，但他模仿的咬着牙鼓着腮帮子的样子我可以想象得出。

“那，那我，我怎么……办？”

现在轮到我结巴了。

“你、你走吧。

等到你——你过河了，我再、再去报告。”

被大赦的我爬起来，飞快地翻过大堤，向河中跑去。

因为现在还是枯水季节，整个河面虽然有百多米宽，但河中间只有不到3米宽的水流，两边是人们筑起的土路，一只船就横在水流中充当桥梁了。

我从船上走到西岸，解开系船的绳子，让船顺流而下，我则穿过长着参差不齐的芦笋的河滩，越过大堤，飞速地往西跑去。

不一会，河东响起枪声，然后隐隐约约听到有人的喊叫声，我才没有时间和心思仔细听呐，逃命要紧！

说起逃，联想到逃跑的仓惶，我曾经让土匪们赶紧逃窜，避免了我们家更大的遭劫损失。

那是我不到十岁时的一个冬夜，虽然并无凛冽的寒风，但霜花应该正在下弦月的斜照下生长着。

一阵粗重的说话声，还有一些沉闷的声响把我弄醒了，我借着到房角的便桶小解的机会，从开得差不多拳头般宽窄的门缝往亮着灯的堂屋窥视，发现有两个人围着满脸陪着苦笑的父亲，他们手里拿着刀或棒子；母亲她们则在另外一角被一个大汉看守着；外面则不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我知道我们家遇到土匪打劫了。

我立即抓件棉衣穿上，从后面没有人住的客房的窗户溜了出去，在菜园里捡起一团泥土，扔向竹林；一连快速地扔了几下，在竹林之中宿鸟的聒噪扑腾之中赶紧跑出菜园，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向自家的大门。

门口，一个大汉抓住我的一条胳臂，把我拉到堂屋。

“少爷？”

看来是个为首的，“竹园里的鸟是你赶起来的？”

“不是！”

我强作镇静，但身体颤抖起来。

“我到后面去拉尿，看、看到一个刀、刀疤脸、大、大胡子赶的。”

“你害怕？”

为首的土匪故意现出狰狞的样子瞪着我。

“我冷，也、也怕！”

我说的基本上是真实的。

“走！”

匪首一边对他的伙计们咬着牙压低声音命令，一边往外走。

“不和那个杂种抢！”。

土匪们跟着一窝蜂地跑了，虽然带上了他们手头的东西，但没有继续逼迫我们家拿出更多的财物了。

我说的大胡子刀疤脸是另一个有名的劫匪首领。

我们这里的儿童晚上吵闹，大人们就会说“刀疤脸来了，让他把你抢走”来吓唬。